合作博弈:中俄在中亚

发布时间:  2016-08-12  作者:  季•博尔达乔夫  

今年6月5日,一伙武装匪徒袭击了距离俄罗斯奥伦堡253公里的哈萨克斯坦西北地区阿克托别市的国民卫队武器商店及营房。包括袭击者在内的几十人统统被打死。事件让观察家们推断,一直被称为后苏联南部区域的稳定样板——哈萨克斯坦正面临紧张局面,有必要开展广泛的国际协作,维护地区稳定,加强集安组织与上合组织的合作。
如今,中亚愈发引起其邻国和域外大国的担忧。中亚南部是阿富汗—一个极端主义威胁的发源地,那里居住着大量塔吉克族和乌兹别克族人。不排除这类可能,中东的“伊斯兰国”被摧毁后,其极端分子会设法在中亚建立新的“哈里发”王国。专家们对来自阿富汗和中东极端分子渗透的加剧深表担忧,特别是那些源自中亚国家的本土人员。据可靠估算,截止2015年底,来自中亚、俄罗斯和中国的参加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人员有上万人。
尽管中亚“五国”(哈、吉、塔、土、乌)为维护苏联解体后稳定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这一地区各国的内部稳定依然存在不确定性。外部观察家至今尚不清楚,一旦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执政的“长老”最终离去,其政权交接机制会是怎样。在专家们看来,情况更严重的是塔吉克斯坦,那里暴力事件频发。今年6月上合组织塔什干峰会和俄罗斯总统访华,都被视为加强多边合作,维护地区稳定有力证明。中亚潜在的动荡对中俄是“严峻的共同挑战”,惟有合作博弈才能应对。
欧亚腹地面临的风险凸显俄中合作的重要性 首先,本地区一些国家国内有可能出现社会和政治动荡。与乌克兰情况不同,那里的冲突首先是来自外部势力的对抗,而中亚的内部紧张因素是主要的。这些因素包括:国家制度并非持久稳定、贫穷、宗教极端主义、与阿富汗接壤。对俄中而言,上述各种情况汇集起来势必导致局势相当严峻。
其次,两个大国在地理上紧邻具有威胁的地区。直接与中亚接壤的地区是:中国新疆、俄罗斯的乌拉尔和西伯利亚中部地区。一旦这里局势恶化,俄中是无法彼此“转移”威胁的,双方只能“就地”开展合作。
第三,俄中同样担心的还有外部势力插手中亚地区。在世界舞台“大博弈”背景下,欧亚腹地事件的发展势必会引发外部的浓厚兴趣,来自外部的影响多半给地区带来动荡,因为西方的赌注势必会押在中亚国家具有风险的政治转型上。对美国、欧洲玩家而言,中亚相当于波斯湾君主国家。为此,西方势必会从思想和道义上支持“制度更迭”。一些专家认为,美国正在研究与中国就地区安全和经济合作问题进行直接对话的可能性,也许这类对话已经在进行。但是,对话自然会存在局限,因为中国对“颜色革命”存在疑虑。
第四,俄中可向其邻国提出各种协作建议,以维护邻国的内部稳定。2004-2007年欧盟顺利扩员后,就提出了“睦邻政策”倡议。该计划旨在通过邻国对欧盟制度实践与标准的认知,由布鲁塞尔从中进行调节,以稳定邻国。它要求合作伙伴国转型,必须执行一整套标准才能获得“外围”地位。俄中关注的则并非转型,而是渐进地改善那里的经济社会状况。
俄中就中亚安全问题开展的协作必须具备透明性、多边性,必须包括此地区各国,甚至还须包括伊朗。跨大陆联合体正在形成,两个欧亚大国别无其它选择,惟有彼此更为靠近。普京访华结果证实,双方战略合作中政治经济组成部分具有良好发展前景。不突出共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对双方显得更为有利。不要忘记,造成上世纪50年代末苏中之间尖锐冲突的触发器就在于双方在意识形态准则解释上出现分歧。
俄中协作中的障碍 然而,双方合作存在的主要是主观生态上的障碍。在俄罗斯精英阶层和社会舆论中,始终能够听到反对外部玩家积极介入中亚事务的警告声,认为俄罗斯因历史原因应该单独为中亚安全承担责任。另外一些人则担心,中国的参与将具有系统化和常态化性质,与美国在中亚的碎片化存在不同。好在这些担心并未妨碍双方于2015年5月达成 “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声明。但是,社会意识中存在的偏见仍要求谨慎看待中国与中亚的关系,更何况中亚各国也始终存在“中国威胁论”。哈国内前不久发生了带有反华潜词的示威活动,引发示威活动的原因是修改土地法,其中允许公开向外拍卖170万公顷耕地。
中国本身一直审慎对待介入邻国内政和构建安全合作常设机构。作为事实上的超级大国之一,中国继承了发展中国家对外政策特点与原则,宁可远离有风险的局势,不产生责任关系。这一政策的主要部分在于不参与结盟和不干涉邻国内政。非常保守的中国外交政策依然在左右其信念,认定经济发展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如果这种良方在中亚能起作用,那么当下中国的贡献则应为塔和吉游手好闲的青年人创造就业岗位。目前中国向塔和吉军队提供武器与装备等有限军事援助,但这是否就能应对外部恐怖主义威胁,或者是来自内部的潜在威胁?一旦中亚国家内部出现严重动荡,中国将如何行动?俄罗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指望俄军人在那里不会陷入孤立无援?一旦出现危机情况,中国只能与俄罗斯积极合作,后者仍然是地区“硬性”安全的提供者。
关键问题是,一旦出现危机情况,中国在中亚的经济存在对中国是否介入究竟会产生多大影响?从2001年至今,中国对哈累积投资已达130亿美元。2001-2012年间,塔外来投资累积为3.956亿美元,其中主要投资方是中国。2001-2012年间,吉的外来投资主要来自中国(累积2.99亿美元),来自俄方的投资则为1.61亿美元。这些相对巨大的投入能使中国对接受国内部局势发展无动于衷吗?中国曾在利比亚投入了190亿美元,但该国制度垮台后,中国遭受了上百亿美元的损失。中国往往希望危机自我消退,仅限于撤离本国公民。
俄中结盟是否可能?而今占上风的有一种观点认为,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彼此都没有考虑军事政治结盟。官方所有声明及政府身边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的评价一致认为,双方对现有关系感到满意,对其进一步深化并无迫切愿望,主张结盟的只是位于辩论外围的少数学者。俄中这种行为逻辑被写入了现有的国际学术话语体系,按照这一逻辑,当代条件下的大国无法构成常态化联盟以遏止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尤其当这个国家是“海权”超级大国(如美国),而其潜在平衡力量是“陆权”国家(如中俄)的时候。
阻碍中国与任何国家结盟的另一个障碍是主权绝对化,而这一点却是中国人民1840-1949期间遭受各种悲惨命运的后果。然而,目前的状况原则上已经改变。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目前都不是那种可以为了其主权和承认其既得利益而战的国家。任何一方都不可能置疑其主权,但当今世界则要求在应对挑战和威胁上采取更加协调的行动。重要的因素是进行全球更大规模的结构性改革,并且这些正在形成新的制度特征。
根据美国倡议,要形成管理全球经济的新联盟,这无论是对现有制度,还是其他大国都是挑战。例如,一旦亚太地区实施TPP,对所有贸易和经营活动将形成税率和非税率措施调节“模型”以及多边协议。有充分理由认为,哪怕在协议批准(首先是美国国会)有困难的情况下,其规则在不同形式上将得到签约国的实施。这是因为,各参与方为制定文件和协调各方利益已经付出了很大努力,各参与方也需要协议中提出的建立与地区主要经济体的关系(除中国之外)。同时,在西半球开始探讨建立TTIP的可能性,这将把美国、欧盟以及其它一系列国家经济体全部联合在一起。我们面临的变化程度是如此严峻,让人们对能否维护当今国际体系政治中心结构开始产生了怀疑。冷战结束后,这一体系似乎已开始在形成,中国试图融入其中,但却面临许多阻力。当然,如果有机会的话,中国也没有关闭与TPP创办国谈判的大门。对俄罗斯而言,由于其出口结构和融入国际产业链的规模十分有限,新合作伙伴关系对俄的挑战要小得多,但是俄罗斯在对外经济政策中不得不考虑去面对新现实。
“赞成”或“反对”虚构的俄中结盟,其依据与理由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认为结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平衡对双方利益构成威胁的美国霸主。近年来,俄中作了很大努力,以消除那些导致彼此竞争,实际上无关紧要的因素。双方抱团恰好处在两个大国面临严峻的内部转型时期,为此尤其需要得到友好的外部支撑。这让两国领导人坚信,双边关系已经进入了“新型大国关系的阶段”,在中国外交概念术语中就是这样描述的。 (张健荣摘译)
 作者:[俄] 季莫菲依·博尔达乔夫*



* 作者是《瓦尔代》国际论坛发展与支持基金会欧亚项目主任,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原文刊登在《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杂志第4期(7-8月刊),译文略作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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